炮兵营的统领自然是云奇风。对炸药包的使用，最出色的就是他了。他对炸药包的钻研，也的确是到了入迷的地步。黑色火药到了他的手里，所有的潜力，都被逐渐的开发出来了。炮兵营的副统领，则是一个叫做彭当的年轻木匠，他是刘广梁的关门弟子。炮兵营的战斗力要充分的发挥出来，关键还在于投石机的各项维修保养工作。
白衣军炮兵营的初步编制，是二十五门的投石机，每个投石机配备十个士兵，总共是二百五十名的士兵，刚好是一个中队的人数。当然，这是炮兵营全部的架构。由于投石机的生产数量有限，不可能这么快就全部装备起来。在炮兵营组建的时候，只有两个小队，总共是十架的投石机，编制人数刚好一百人。
“轰隆隆！”
“轰隆隆！”
“轰隆隆！”
在炮兵营成立以后，进行了一次齐射。
十个炸药包，被同时抛射出去，落点分散在方圆五十丈的范围内，顿时引发了连串的爆炸，整个试验场，都是一片的滚滚黑烟，地动山摇，气势惊人。从爆炸的范围来看，十个炸药包一次齐射，基本上可以控制足球场大小的一块区域。如果处在这个区域范围内，非死即伤。这样的效果，让徐兴夏感觉很满意。如果鞑靼骑兵下次再发起人海战术的话，他们一定死定了。
炮兵营的组建没有太大的难度。对于炮兵来说，最主要是要心细如发，见微知著，不允许有一点点的错漏。否则，炸药包在投石机上爆炸了，周围的人，都要全部完蛋。这意味着，每个炮兵战士，都必须是老实人。喜欢耍滑头的，喜欢搞点小聪明的，喜欢花哨的，都不适合去做炮兵。
和炮兵营相比，战车营的组建，就有点难度了。有关战车营的组建，绝对不是徐兴夏的心血来潮。事实上，当时的明军部队，大部分精锐，都拥有自己的战车部队。特别是在辽东地区，无论是熊廷弼，还是孙承宗，又或者是袁崇焕主政，麾下部队，都拥有大量的战车。当然，这里提到的战车，和后世的坦克、装甲车之类的相比，基本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明朝自从建立以后，就十分重视火器的发展。朱元璋建国的时候，明军的火器就相当可观了。到明成祖朱棣的时候，明军队伍里面的火器数量，已经相当的普及。三段式的射击，早就发明了。大炮先轰，骑兵两翼插上，步兵正面突破的战术，也被明军使用得十分的娴熟。要不然，蒙古人也不会被打得一败涂地，一溃千里了。
战车，就是火器发展的产物。火器的强大火力和威慑力让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以火器的威力配合战车使用，在战场上或许会相得益彰，使二者的特长都展露无疑。于是，一些发明家开始构思一种加载大炮和火铳的新型的战车。“正统十二年，始从总兵官朱冕议，用火车备战。自是言车战者相继。”一时成为热门议题。
据《明史志68》，正统十四年，给事中李侃设计的一种这样的战车首先被采纳制造并用于边防，这种战车“用七马驾……以车载枪二十，箭六百，车首置五枪架，一人推，二人扶，一人执爨。试可，乃造。”
此战车服役于宁夏边境，因宁夏当地多沟壑，所以并未在实战中使用过。至于其他未曾被采纳而用于军中的发明更多，例如弘治十五年，“陕西总制秦纮请用只轮车，名曰全胜，长丈四尺，上下共六人，可冲敌阵。”十六年，“闲住知府范吉献先锋霹雳车。”
还有一些装甲车雏形的发明，如，“兰州守备李进请造独轮小车，上施皮屋，前用木板，画兽面，凿口，置碗口铳四，枪四，神机箭十四，树旗一。行为阵，止为营。”又如，“吏部郎中李贤请造战车，长丈五尺，高六尺四寸，四围箱板，穴孔置铳，上辟小窗，每车前后占地五步。以千辆计，四方可十六里，刍粮、器械辎重咸取给焉。”
另外一个曾经服役的战车是定襄伯郭登所创。景泰元年，“定襄伯郭登请仿古制为偏箱车。辕长丈三尺，阔九尺，高七尺五寸，箱用薄板，置铳……每车枪炮、弓弩、刀牌甲士共十人，无事轮番推挽。外以长车二十，载大小将军铳，每方五辆，转输樵采，皆在围中。”不过考察之后结论是，“此可以守，难于攻战，命登酌行。”
郭登这种“移动城堡”式的战车后来经过改造，“前锐后方，上置七枪，为橹三层，各置九牛神弩，傍翼以卒。行载甲兵，止为营阵。”在嘉靖时终于派上了用场，“四十三年，有司奏准，京营教演兵车，共四千辆，每辆步卒五人，神枪、夹靶枪各二。”从数据来判断，这些都是轻型战车。
一些边镇将领对此类构思也颇有兴趣。成化时，大同总督余子俊甚至曾组建过这样一支“坦克”部队，“以车五百辆为一军，每辆卒十人，车隙补以鹿角。既成，而迟重不可用，时人谓之鹧鸪军”。从数据来说，这些依然是轻型战车。
隆庆年戚继光出任蓟门总兵时，曾做过骑车结合的尝试，“每营重车百五十有六，轻车加百，步兵四千，骑兵三千。十二路二千里间，车骑相兼，可御敌数万。穆宗韪之，命给造费。”这些战车就牛叉了，基本上算得上是“重型坦克”。除了张居正这样的牛人，别人都没有足够的财力来折腾这样的战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