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在西南用兵和在北边不同，在北边被蒙古压了这么久，还知道和谈互市之类的柔和手段，但在西南，那就是一个打字。
杨家在播州这么折腾，大明官员之所以装糊涂，无非是怕麻烦，左右是贫瘠之地，都是九苗之族，打打杀杀随他去，有个分寸就好，但杨家这么不知道收敛，甚至向汉人居住的州县下手，杀害官员士绅，这就不能坐视了。
播州周围的地方大员们心里也有数，四川、贵州和湖广三处官兵羸弱不堪战，如果仓促调集兵马过去剿灭，被杨家的兵卒击败，大军溃散，且不说杨家得了官兵的给养军械，收拢俘虏会势力大涨，这人心浮动就是一个要命的麻烦。
眼下，杨家的乱子还没有蔓延开，地方官府可以对上面说是徐徐准备，要吃了大败仗，负责的一干人都要下诏狱了。
所以从万历十八年撕破脸开打，杨家仓促间也没能力从播州打出来，那地形对他来说是个屏障，同样也是个阻碍、四川、贵州和湖广相关的官员一直是在调集力量准备，并且在朝廷中活动。
那一等真正有关系的，就是调走了事，那关系浅一点的，就是一方面诉苦，一方面把真实的情况送到京师。
四川、贵州、湖广甚至他们周围的区域，在大明的政治体系里，万历皇帝这一系伸手还不多，还属于传统的文臣统辖区，尽管这么说颇为的别扭。
内阁六部的中枢大员们都是久经宦海，能够看清楚官样文章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真相，按照王锡爵的话讲：
“再不派人过去，恐怕马上就要局势糜烂了”
调子定下，就按照从前的规矩，派一名文臣过去总管此事，这就是总督川楚黔三省军事李化龙。
李化龙虽然是进士出身，不过当年运气不好，没机会在京师熬资历，去到地方上做了个知县，然后一步步走，在南京混了个闲职工部侍郎然后派到辽东做巡抚，地方大员做了几年之后，又是回到南京这边。
左右是进不了京师，可这样任职经历丰富，又在任上结结实实做了几件实在事的官员很是少有，四川这样的乱局，正适合这等能臣前往。
做过边镇巡抚的多少知晓军事，李化龙算是懂得很多，去往四川之后却发现这边的局势比他想的还要艰难很多。
四川、湖广和贵州不是没有能战的兵丁，实际上能战兵丁的比例还很高，可这些人大都是所谓的苗兵，也就是以归化比较久的苗族、瑶族等西南民族为主题的步兵，这些兵卒相比于松懈已久的卫所兵来说的确是强悍很多。
但眼下这个局面却不能用这些力量，因为这些苗兵也是归化的土司统辖，而播州也属于是土司政权，如果动用苗兵去打，别被播州杨家收服，反倒成了祸害，成了对方的力量。
实际上，靠近播州的不少土司倒是主动请战，因为杨家侵害到他们了利益，虽然是同族，也万万不能忍。
总督李化龙还是谨慎为先，不是不想用，而是川黔楚三省能动用的力量实在是太少太弱，稍有问题，人心浮动，就是全省崩盘的局面，一定要谨慎，不敢有分毫的差错。
李化龙一边派人去和杨家虚与委蛇，大家假模假式的问罪请罪，一边调集各处的力量分兵围堵。
杨家的播州毕竟是一隅之地，能动员起来的力量顶天也就是那么回事，播州周围被他打下了几十个屯堡，两个州县，村寨上百，但也就是这个范围了，再向外，三省兵马就和他互有胜负，是个拉锯的局面。
李化龙所做的中规中矩，调集各处兵马汇集在合江县一带，囤聚粮草，征发民夫，等达到了绝对优势的力量之后，再进行总攻。
不过播州地形险要，杨家和同盟苗兵的战力颇强，这就要做好足够的余量，也就是说把握越大越好，这个越大的“把握”，总督幕府的一干人和几省巡抚都知道的，没有十万兵，没有十万兵可用一年之粮，万不可轻动。
调集这些人和粮草，而且要尽可能的不惊动京师和地方，不造成太大的波折，最起码要三年以上的时间。
老实说，三年的时间不算多，特别是对付这样的敌人，李化龙所做的也算是他的本份，是完全稳妥的做法。
但准备到了万历十九年，李化龙在京师的好友却写了封信过来，这信上说的颇为直白，开始只是列举了从归化城到关外的几场大战，用时不超过一个月，调动兵马不足十万，都是灭国杀王的完胜，如果播州这样的内部反乱还要花费这么长的时间，曰后被人提起，怕是被人当成无能来弹劾的证据。
看到这封信，李化龙颇为无奈，平心而论，他的准备是中规中矩，不管是谁都要评价个老成持重，但信上所说的也都是实情，禁军那边的胜利太过辉煌，相比之下，其余各处实在是没办法拿出手。
不提那大胜，最近禁军在陕西边镇的几场胜利，也是结束的快，战果辉煌，如果自己自己这边这么打，将来必然会有隐患。
禁军到各处，等于是天子牢牢的控制住何处，文臣在当地的话语权就会少很多，比如说、陕西和山西地方上的商税原本几乎等于没有，自从禁军入驻之后，宫内也派出了税监，也不是下狠手盘剥敲诈，就是按照规矩收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