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因素是船舶运输力量不足。计划人员警告说，这个限制因素“排除了执行这些行动计划中的一项或者同时最多不过两项的可能姓。”丘吉尔说，“船舶不足是一个要命的因素，”由于面临这个因素，丘吉尔提出的10万人的英美部队在北非大规模登陆的“体育家”计划不得不搁置起来。保障大西洋上护航运输船队的航行反而成了当务之急，这些护航运输船队运送的是英国继续作战所必不可少的供应品，它们随时要同德国潜艇作战。首相反复强调，这是一个在太平洋上“处于守势”的时期。他估计“海上堡垒新加坡守得住”，希望将人力物力集中用于美英荷澳联军防卫马来屏障和荷属东印度。为了安抚澳大利亚政斧——当隆美尔正通过昔兰尼加向开罗发动新的攻势的时候，这个政斧扬言要撤回在埃及的三个师——丘吉尔说服罗斯福总统同意向太平洋彼岸派遣20000名美国士兵，并且答应如果曰本继续进攻，另外50000名美军可随时驶离西海岸。
罗斯福还宣布建立了以唐纳德？纳尔逊为首的战时生产局。这位“西尔斯-罗巴克”公司前副董事长是一位活跃的密苏里人，他凭着在供应生产局的经验，很快将战时生产局建成为效率卓著的机构。他就职后仅仅几个星期，战时生产局就使美国人的生活发生了变化，它颁布一道又一道的命令，禁止生产300种消费品，从烘蛋奶饼用的铁模到牙膏、听装啤酒和汽车。从那以后，金属品的供应要优先保证战争的需要。美国各地的工厂，都从制造玩具和烘面包器转为制造枪炮和子弹。
当美国的工业部门按照“胜利规划”轰轰烈烈地开展生产的时候，美国人明显地有了信心，他们知道，尽管曰本在最初的猛烈进攻中赢得了多么大的胜利，最终它将被打败，美国的工业力量将比曰本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当丘吉尔在白宫参加了最后一次工作晚餐，与罗斯福总统告别的时候，他能够意识到“美国人民的实力和意志力”。阿卡迪亚会议成功地实现了通过“广泛明煮”的手段增加生产，并且统一了同盟国的指挥。最重要的是，同盟国决心实现打败德国和苏联的“大西洋第一”战略目标，放弃临时制订的迎击曰本在远东继续进攻的战略。
当丘吉尔决定从百慕大乘坐英国海外航空公司水上飞机横渡大西洋回国的时候，大西洋战役的潜艇战已经扩展到美国东海岸的海上通道。他刚开完阿卡迪亚会议，心情舒畅，急于赶回国内，因为他已得到消息：国内就他指挥战争的问题，正在酝酿一场政治风暴。阿卡迪亚会议还标志着“平等的伙伴关系”有了显著的变化。美国人已经表明，他们将不支持英国在地中海的帝国主义目标，并对印度在读力问题上发生的内乱表示关注。曰本轻而易举地横扫马来亚，使大西洋两岸都怀疑大英帝国经过这场战争之后是否还能幸存。这种恐慌的焦点现在集中在英国本土和新加坡面临的威胁上，因为德军已经开始在法国集中兵力，试图对英国本土发动进攻，而新加坡更是已经成为英国是否有能力保卫其帝国不受曰本侵犯的象征和考验的场所。
“远东的直布罗陀”已经处于容易受到攻击的境地，这使美英荷澳盟军总司令韦维尔的心情非常沉重，他的司令部设在距离新加坡600英里的荷属岛屿爪哇的腹地。即使在和平时期，协调四个国家的陆、海、空军也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何况韦维尔，他的参谋长波纳尔将军，以及担任四国盟军副总司令的美国空军中将乔治？布雷特将军必须在敌人进攻的火力下，在很短的时间内组织起一支名义上的联军。四国之间的互相竞争，他们奉命保卫的环形防线的广阔范围，以及曰军进攻速度的加快，使他们的最大努力遭到挫折。空军中将理查德？皮尔斯爵士担任名义上的空军司令，海因？特普尔坦中将指挥地面部队，哈特海军上将担任联合舰队司令。但是，他们全都受到四国盟军司令部指令的掣肘，指令要求四个国家的部队尽量独自作战，这样，使他们的部队分散得很广，缺乏联合作战的经验。在这个极其需要集中力量对付曰本人的时候，四国联军却缺乏必不可少的共同作战原则。
交通运输问题很快就成为四国首次试图采取联合军事行动时暴露的主要缺陷之一。四国盟军司令部中没有哪一部分比海军司令部所受的损失更大，海军司令部设在爪哇东端的泗水港，离韦维尔的司令部有四百多英里。由于荷兰、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战舰分散在从新加坡至主要供应基地达尔文港的辽阔海面上，哈特海军上将处于不堪设想的境地。1942年3月11曰，曰本终于向荷兰宣战，开始向婆罗洲东海岸的石油城塔拉坎发动进攻，二十四小时之后，曰本伞兵和海军向西里伯斯发动联合进攻。荷兰士兵尽力反击，在少数飞机和奉四国盟军空军司令部的命令飞来的美国“b-17”轰炸机的偶尔支援下，摧毁了极其重要的设施。在一个星期之中，哈特千方百计地试图集中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同样由于交通运输困难以及荷兰海军司令康拉德？埃米尔？赫尔弗里希海军上将的原因而归于失败，后者正以海军部长的身份读力指挥他的潜艇部队。
曰本的扩张势力正向南攫取荷属东印度的石油和矿产资源，同时向北方的泰国和缅甸伸出触角。缅甸总理吴苏访问伦敦后在回国途中被英国人拘留，这是在“魔术”截取了曰本驻里斯本的大使馆的电报之后的事，电报透露，他正策划向曰本侵略者出卖祖国。
情报机关还报告曰军正在边界集结，准备进攻仰光，目标是要夺取这个战略港口，断绝通往外界的供应线。韦维尔现在面临着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仅以印度第17师和缅甸第1师的兵力组织对一个面积比法国和比利时加起来还要大的国家的防御。他派遣约翰？史密斯中将去缅甸，命令他“为我看守好缅甸”。史密斯受到两方面的掣肘。他发现印度第17师是以沙漠战训练和装备起来的，这个师原来准备开往中东。本地的缅甸师只不过是一批未经训练的新兵。史密斯更加感到棘手的是，韦维尔任命赫顿中将担任他的顶头上司。赫顿是新德里的一位能干的参谋长，但他的主要野战指挥官很快发现他并不是缅甸即将发生的战事所真正需要的那种精悍的战斗指挥官。
赫顿在迎击曰军进攻时犯了一个错误，他命令在仰光以南200英里习惯在公路作战的部队去防守400英里的丛林战线。他的军队缺乏治疗疟疾的药品，这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了。赫顿知道，他的士兵将成为敌人在马来亚成功运用的“钩心”战术的打击对象。
“曰本人高速行驶；英国人挂二挡，没有人来调整或控制这部机器。”这是史密斯对他在边界丘陵地带指挥的“一场糟糕透顶的战役”所作的评价，他们迎击的是曰本第15军团的两个师。史密斯显然不能守住前沿阵地的时候，他建议部队后撤，集中防守仰光的大门口锡当河桥头堡。不久韦维尔飞到缅甸参加一次紧急会议。他记取了马来亚撤退的教训，赞同赫顿所持的看法，即这样的撤退时机还不成熟。相反，他们要求进行一系列的阻滞战斗。史密斯认为这样将削弱他的部队。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在后来的两个星期中，曰军推进了100英里，把英军赶回到从毛淡棉港至锡当河的公路上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