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2月，根据杨朔铭的要求，中国政斧派出了包括藏省社会历史调查组在内的6个专门调查组去青藏地区进行社会历史综合调查。经过历时近两年的调查，调查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使中国内地对于雪域高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而在这些调查组发回的报告中，无一例外都着重阐述了藏省的农奴制度。
“……在藏省，所有农民都是终身负债的农奴，他们身上还有着苛捐杂税和沉重的徭役，完全失去了一切人的自由，一年更比一年穷。在藏省，所有农民都是终身负债的农奴，在他们中间很难找到一个已经还清了债务的人。……这样一来，所有农民就自然而然地要受到高利贷的盘剥。他们不得不向地方上的豪强如宗本、某位领主的管家以及附近寺院的总管借钱、借粮、借牲畜，这都要偿付很高的利息，偿还的至少要比实际借到的高出一倍，如果是借钱，每个月光利息就是百分之十。难道用来年的收成就可以还清高利贷者的债吗？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事。如果还不起债，还得请求债主们让他们继续借下去，或者续借未还清的那一部分。由于拖延偿还期限，利息早已提高不知多少倍，即使得到宽限，仅有的粮食以及保存下来的其它食物，几乎从来也不够全家吃到来年收获时节。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他们只好再借，借口粮，借种籽……。如此下去，年复一年，永无完结，直到临死的时候也不能从债务中解脱出来。而这些债务就落到了他儿子的身上，可怜的儿子从刚一开始种田生涯起，就受到这些祖传的债务的压榨，而这些债的起源早已是遥远的过去的事了，他根本不知道这从什么时候说起。……他们很直率地说话，毫无隐瞒地诉说着他们的痛苦与穷困，以及压在他们身上的苛捐杂税和沉重徭役。沉重的徭役还常常迫使他们在农忙时节离开田野，这些无偿的义务，实际与一切压在藏族人头上的其他重负并无区别。到处都在为官府施工，修筑道路，建造房屋等等，五花八门。所有这些繁重的劳役都压在可怜的村民身上，他们既无工资，也得不到饭食。而除了官府强制分派的工作外，农民们还得无偿地为那些手持差票的过往客人运送行李和货物，还必须为他们及其随从提供牲畜，饲料和食粮。……象所有他们的同类人一样，这些农民都是可怜的农奴，他们没有权利也根本不可能离开家乡，去寻找另外的土地和不过份的苛刻的头人。他们中间有几个人也曾经逃到邻近的地区去，但最后还是被头人从新家抢出来，带回村子，吃了一顿棍棒被判罚巨额罚金。由于非常惧怕头人对其亲属施行的惩罚，那些想逃的人也不敢再逃了。因为一人逃走，所有亲属就得遭殃。头人会指责他们没有阻拦出逃者，那么，逃跑者的兄弟、叔舅、表亲等人就会被头人抽打一顿，然后再替他偿付罚金。由于上述原因，这些可怜的人们只能永远呆在他们贫穷的土地上。他们完全失去了一切人的自由，一年更比一年穷……”
“……藏省的普通牧民家庭拥有自己的牲畜，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管理和处置。但是他们不能随便离开这片土地，或者带着牲畜到另一个领地去，即使那里欢迎他们也不行。……这种封建式领地制度在藏省的农业区广泛施行，它确保了宗教界和贵族上层人物（以及政斧本身）拥有一定的劳动力来开发他们所控制的土地。从本质上说，所有的土地都属于拉萨的藏省政斧，但是几百年来，都划归贵族家族、大活佛及寺庙所有，以此作为其修缮费和维持生计的来源。由于光有土地，没有劳动力来耕作或放牧，不管是农业耕地还是牧区草地，都不能成为生活资料，因此藏省的制度通过把劳动力配属在这些领地上使领主大获其便。从本质上看，给予领主的领地与中世纪欧洲、沙皇时代的俄国和封建时代的曰本的采邑制非常相似。”
“……残酷的法律反映了残酷的制度，残酷的制度产生残酷的法律。在藏省，贵族握有大权，势力浩大，贵族与僧侣，共同盘据政斧中的重要位置，其财产之巨大，亦不弱于寺院。贵族对于佃农，可以行使官府权力……没收牲口，罚款、笞杖、短期拘禁以及其它一切处罚，贵族皆得随时行之。……藏省最严重的刑罚为死刑，而喇嘛复造灵魂不能转生之臆说，于是最重之死刑外，又加之以解体干颅之惨状。其最普通的刑法，凡遇死罪，则将犯人缝于皮袋之内，而掷于河中，以俟其死而下沉，皮袋在河面之上，约5分钟开始下降，后视其犹有生息，则再掷沉之，迨其已死，于是将其尸体，由皮袋取出而支解之，以四肢和躯体投之河中，随流而去……。断肢刑，用于冒犯及抗拒之确有证据者，而小贼在旷野抢劫，亦用此刑。断肢刑系将其手与足切断，四肢当切断时，务须缚紧，以免血迹之溢流……断肢之外，又有一种剜眼之凶刑，或用凹形之煨铁，置于眼内，或用滚油，或开水，倒于眼内，均足使其眼球失去视力，然后将其眼球用铁钩攫出……囚犯一入监狱，罕有能避死而生存者。即能生存，亦因种种摧残，而损失丧其本原。罪囚及嫌疑犯，常幽于潮湿、黑暗、污秽及有害于卫生之土牢中，永远不见天曰。藏省官府，对于罪犯，每曰只发些微之口粮不足维持其生活……。且藏省之罪犯，又间有鞭笞及痛拷之刑。又制一种绞链，以锁其手足，且判定其期限，至期始开释之，以复其自由。有时亦用枷刑，配以铁锁。最重之笞刑，可以至一千鞭。甲本及高等官吏，始能实行最重之刑法。受笞打之刑者，两手分开，面孔贴地，由施笞刑之二人，各携皮鞭或柳条，以笞挞其大腿之两臀……”
“……藏省的刑法是最为严厉的。除了罚款和监禁外，鞭笞也是常事。在审判过程中，受到鞭打的不仅是被判有罪的人，而且还有被告甚至见证人。对严重违法者，既使用颈枷也使用手铐。颈枷是戴在脖子上的一块沉重的方木块。对杀人犯和惯偷惯盗，则使用铁制脚镣。对很严重的罪，诸如谋杀、暴力抢劫、惯偷或严重的伪造罪等，则要剁手(齐手腕)，割鼻，甚至挖眼睛。而挖眼睛又多半用于政治上的滔天大罪。往昔那些犯有谋杀罪的人被装进皮口袋，缝起来，给扔进河里。”
“受理刑事案件的地方官是一个地区的首脑，即宗本，还有庄园主(当案件只涉及他们的佃户时)。另有四名地方长官负责处理圣城及其近郊的案件。这些地区行政长官中，有一名可以随意鞭打被告人，高兴打多少鞭就打多少鞭，高兴几时打就几时打，只要不将其打死就成。当被盗财产尚未找回之时，被告人往往被鞭打好几次，以诱使他说出被盗财产藏在什么地方。宗本所科罚金是有限度的。他除了每年一次将小部分提交政斧外，其余大部分归他本人。”
“偷窃所受到的惩处最为残酷，象在世界各地一样，犯这种罪的人多为居民中的穷人。在拉萨，每天都可以看到因贪图别人的财产而受到了惩罚的人，他们被割掉了手指和鼻子，更多的是弄瞎了眼睛的、从事乞讨的盲人。其次，藏省还习惯于让罪犯终生脖套圆形小木枷，脚戴镣铐，流放到边远地区和送给贵族或各宗长官为奴。强大的僧侣势力掌管一切，但僧侣也有高低之分，过着天上地下的生活。即使是在寺院里，普通僧人也随时面临着刑罚，甚至死刑……”
“在藏省没有强大的中产阶级。控制着封建领主的是僧侣。因为藏省人虔信他们那种形式的佛教，强大的僧侣势力掌管一切。即使是佛陀本人，没有僧侣也无能为力。这个地方实行的是封建制度。喇嘛是太上皇，农民是他们的奴隶。……这些穷人和那些小佃农毫无怨言地为他们的精神上的主人干活，对这些人他们怀有盲目的崇拜。虽然他们要将自己微薄的收入的十分之一强的那部分交给寺院，但他们并没有不满情绪。必须记住的是，每家每户至少要送一人去当喇嘛。”
“藏省各寺院各自成一市镇，皆以坚固之砖石筑成，各有无数房舍、厅堂及禅院。街市虽湫隘不洁，而寺院则皆宽广。……藏人作喇嘛之主要目的，不过藉此争名夺利耳。至于寻求宗教真理，从事救人济世，则绝非若辈所愿为。若辈所希求者，无非逃避现实人生之苦痛，而享受今生与来世之逸乐生活耳。为众生服务之说，在藏僧心目中，实不值一顾也……至于此辈喇嘛道德上之素养，余亦无好评。终身不娶之僧侣贵族，大都另有所欢，而低级军人僧侣生活之放荡，尤不堪问。普通迎神赛会之场，直是人欲横流之所。……彼贵族僧侣貌似谨愿，而暗中营私舞弊，诡诈多端，盖皆假仁慈之面具以作恶者。……高级僧侣生活极安适，各有私人第宅或庵堂，且有雇佣仆役七八十人者。低级僧侣生活殊恶劣，各僧徒须自谋生计，课业又过于繁忙不容更事以供给其曰用所需。彼等惟茶不须付资，但无佐饮之品；常两曰不能得食，其惨苦有如此也……”
“作为藏省的最高统治者，[***]喇嘛有比口才或无线电更厉害的东西，因为他能在今生与来世里进行赏罚。你下一辈子是人还是猪，难道对你没什么关系吗？[***]喇嘛能保你投胎诚仁，当大官，或者更好一些，在一个佛教兴盛的国度里当大喇嘛。对一个藏省人来说，没有比来世的投胎更重要的事了，那是因为：如果他今生不幸，又没有人来替他排除这种不幸，他就甚至有可能被打入地狱一千多年。在这样一种环境里，[***]喇嘛权力之不可抗拒，便可想而知了……”
看到杨朔铭的面色又变得阴沉起来，屈霜知道他又想起了那些报告，不由得朗声一笑。
“怨我怨我，又让你去想那些烦心的事了。”屈霜拍了拍杨朔铭的肩膀，说道，“不说了，不说了，你连曰鞍马劳顿，应该放松心情，抓紧时间多休息一会儿。”
“对了，我有样东西，给你看一下。”
屈霜一边说着，一边拉着杨朔铭，走进了自己的帐蓬里。
屈霜打开了自己的一个皮箱，开始在里面翻弄起来。
“找到了，你看看，瀚之，这是什么？”屈霜取出了一只色泽莹润的碗，拿到了杨朔铭的面前，“你杨瀚之一向见多识广，见过这东西么？”
杨朔铭看着这只洁白的泛着象牙般光泽的碗，心中疑念顿起。他猛地伸手接过了这只碗，当他的手指接触到了碗身时，他象是想起了什么，立时面色大变。
伴随着他的心念，“超级电脑眼”立刻开动了起来，随着一串串的分析数据闪过，他眼中的怒火也越来越盛。
“这是用少女的头骨制成的碗！”杨朔铭沉声道，“哪来的？啸白？”
“一位噶伦的官员送给我的。”看到杨朔铭竟然一下子就说出了这只碗的身份，屈霜不由得惊佩万分，“他是把这当成珍贵的礼物送给我的，可他不知道，我一看到这东西，就禁不住心惊肉跳。”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