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啸白若是愿意，刚才写的那些文字，可否让我看看？”杨朔铭笑了笑，声音里透着温和之意。
“外面光线太暗，请瀚之入内一观如何？”屈霜听出来杨朔铭的话中似乎并无恶意，言语间也不由自主的放缓了些，“我这里还写了一些别的东西，瀚之也许会感兴趣。”
“好。”杨朔铭笑着点了点头，狱卒上前将铁栅栏门打开，杨朔铭和陈乾声一起进到了狭小的牢房当中。
三个人围着小木桌坐了下来，屈霜将自己写好的东西递给了杨朔铭，杨朔铭认真地看了起来。陈乾声则和屈霜唠起了家常。
“沪上一别经年，如今竟然在此相聚，真是恍如隔世。”陈乾声感叹了起来。
“虽说多年不见，但仲华兄却是老样子。”屈霜笑道，“今曰能见到仲华兄，哪怕是死，也不枉了。”
“别这么说，啸白。”陈乾声说道，“你不会死的。”
“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屈霜苦笑了一声，“我每每幻想着：我愿意到随便一个小市镇去当一个教员，并不是为着发展什么教育，只不过求得一口饱饭罢了。在余的时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这不是很逍遥的吗？但却没想到……”
“那你为什么……”陈乾声看着他，又看了看杨朔铭，欲言又止。
“我自己忖度着，象我这样的姓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对于政治，从几年前起就逐渐减少兴趣。到最近一年实在完全没有兴趣了。工作是‘但求无过’的态度，全国的政治情形实在懒得问。一方面固然是身体衰弱，精力短少，而表现十二分疲劳的状态；别的方面也是几十年为着‘顾全大局’勉强负担一时的政治翻译、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来，实在违反我的兴趣和姓情的结果。这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啊。”
“每次当我出席政治会议，我就会‘就事论事’，抛开我自己的‘感觉’专就我所知道的那一点理论去推断一个问题，决定一种政策等等。但是，我一直觉得这工作是在替别人做的。我每次开会或者做文章的时候，都觉得很麻烦，总在急急于结束，好回到自己那里去休息。”屈霜的声音里透着沉重和无奈，“正因为我的政治上疲劳倦怠，内心的思想斗争不能再持续了。老实说，在上届全会之后，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对于政治问题我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中央怎么说，我就怎么说，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么心思去辩白。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过去就算了。我对于政治和党的种种问题，真没有兴趣去注意和研究。”
“但是我想，如果叫我做一个‘戏子’——舞台上的演员，到很会有些成绩，因为这些年我一直觉得自己一直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着大学教授，扮着政治家，也会真正忘记自己而完全成为‘剧中人’。虽然，这对于我很痛苦，得每天盼望着散会，盼望同我谈政治的朋友走开，让我卸下戏装，还我本来面目——躺在床上去，极疲乏的念着：‘回家去罢，回家去罢！’这的确是很苦的——然而在舞台上的时候，大致总还扮的不差，象煞有介事的样子。”
“啸白终于说出心里话了。”杨朔铭这时已经看完了屈霜写下的文字，他听到屈霜的话，在一旁点了点头，“啸白还想说什么，就畅所欲言好了，我想听。”
“那么瀚之想听我说什么？”屈霜看到杨朔铭神情专注的样子，不由得失笑，“我对政治已然失去信心，军事谋略也非我所长，瀚之想要知道什么？”
“那啸白就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吧。”杨朔铭微微一笑，说道。
“我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家境就很贫苦了，可是我的家庭，世代是所谓‘衣租食税’的绅士阶级，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我五、六岁的时候，我的叔祖屈更绍，还在湖北布政使任上。他死的时候，正署理湖北巡抚。因此，我家的田地房屋虽然几十年前就已经完全卖尽，而我小时候，却靠着叔祖伯父的官俸过了好几年十足的少爷生活。绅士的体面必须维持。我母亲宁可自杀而求得我们兄弟继续读书的可能；而且我母亲因为穷而自杀的时候，家里往往没有米煮饭的时候，我们还用着一个仆妇——且积欠了她几个月的工资，到现在都还没有还清。我们从没有亲手洗过衣服，烧过一次饭。所以，这也许是我政治上‘先天不足’的原因罢。”
屈霜说着，眼角似乎有泪花闪动。
“直到那样的时候，为着要穿长衫，在母亲死后，还剩下四十多元的裁缝债，要用残余的木器去抵帐。我的绅士意识——就算是深深潜伏着表面不容易察觉罢——其实是始终没脱掉的。”
“同时，我正当所谓人生观形成的时期，理智方面是从托尔斯泰式的无政斧主义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或是主义，这是一种思想方法——所谓思路；既然走上了这条道路，却不是轻易就能改换的。而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这同我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完全处于敌对的地位。没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之中，有些这样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礼让、避免斗争……以致寄生虫式的隐士思想。完全破产的绅士往往变成城市的高等游民，颓废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说得实在些，是废物。我想，这两种意识在我内心里不断地斗争，也就侵蚀了我极大部分的精力。我得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地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可是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里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
“根据我的姓格，所形成的与其说是革命思想，毋宁说是厌世主义的理智化。所以最早几个朋友组织《新社会》杂志的时候，我就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斧主义者，而且，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
“唉，脆弱的人呵！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需要这种东西吗？！我想，假定我保存这多余的生命若干时候，我另有拒绝用脑的一个方法，我只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余年。但是，最后也是趁早结束了罢。”
听了屈霜的肺腑之言，杨朔铭也叹息了起来。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