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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节大势五

作者:wanglong

徐世昌、良弼以及朱尔典的专列是在信阳听到武昌生变的消息的。宛如一桶凉水迎头浇下来,将良弼心头最后一点火苗浇灭了。

原来觉得英国人坚定地站在朝廷一方,自然会给龙谦带来压力。只要双方开启和谈,赢得朝廷整军经武的时间,局势并非一点希望没有。但武昌继长沙之后再次起义,第九镇继第八镇之后再次叛变,湖北军政高官生死未卜,一下子断绝了与龙谦直接对话的机会。绕道广州吗?时间哪里还来得及!

芦汉铁路沿途大站均有电报房,消息还是传递的很快的。现在自然是不能去武昌了,就在信阳车站,徐世昌给京师发去了电报,请示行止。

中枢没有回电。徐世昌等人只好在信阳等着,一向温文有礼的朱尔典也不耐烦起来,不断用英语抱怨着什么。

次日,也就是9月3日,徐世昌在信阳再次收到坏消息,蒙山军占领山海关的部队不顾日本人的拦阻,强行东进,日本兵不敢开枪,眼巴巴地看着蒙山军北方军的浩荡铁流冲入关内,向昌黎、滦州而去。不用问,这路击败段芝泉的大军是奔京师而去的!

京师危殆!计算兵力,京师成建制的部队只有一协另一标,军心浮动是肯定的了,不乱就不错了,哪里还能打仗?

“日本人真是熊包!怎么能放鲁山入关呢?”良弼气急败坏,“他们只要敢开枪,鲁山部就得乖乖地退出山海关!难道他们不怕日军的干涉吗?龙谦有多大本事敢和日本人开战?连老毛子都被日本打败了!公使先生,您是不是以英国政府的名义给日本去封电报?他们在天津有驻军,决不能让叛匪进入直隶!”

徐世昌因为从心底叛离了清廷,所以听到北方的噩耗不像良弼失态,心说,鲁山又不是没跟日本人见过仗,他会怕日本人?但嘴上却不能这样说。“这个,不能寄希望于日本,还是赶紧提醒朝廷想个对策吧。我看我们耗在这里也不是个办法,不如咱们返京吧。”

朱尔典立表同意。不去理会良弼,一叠声叫嚷着要立即返回京师。武昌起义的消息让朱尔典彻底明白,大清帝国就像西坠的夕阳,任何的力量都挽救不了灭亡的趋势了。他必须回到自己的岗位,必须对中国的巨变做出冷静的评估,以作为帝国内阁制定远东外交和军事政策的基础。

“徐先生,立即下令火车往回开吧。我必须尽快回到我的岗位,我必须与其他国家的公使们做充分的磋商。武昌事变是一个坏消息,山海关更是一个坏的不能再坏的消息!坦率地讲,我不认为贵国政府有扭转局势的希望了。”

似乎是证明这位外交家的预言。就在徐世昌与良弼将要退回京师的时刻,电报房再次收到噩耗,这次是沪浙举事宣布独立的通电。这下子又给本来风雨飘摇的满清政府一次重大打击。朱尔典这次不做声了,他很清楚,这不过是开始而已。满清统治的崩陷就在眼前。

沪浙独立其实很顺利,比所有人想象的都要顺利。

沪浙是光复会的大本营,也是同盟会的重要活动基地。策动沪浙举事的主要人物是陈其美。

作为坚定追随孙文的同盟会骨干,陈其美并没有参加导致同盟会分裂的8月10日的东京会议。当时他仍在上海主办《民生报》,加紧做宣传和组织工作。

东京会议的消息传至陈其美耳中,陈其美深恨陶成章、宋教仁等人的分裂行为(这帮人自日本回国路过上海也未联系他)。本来他准备亲赴日本拜谒孙文,给注定心灰意冷的孙文打气鼓劲。但尚未成行。便听到了武昌举事及鲁山大军入关的消息。陈其美当即找到李烈钧,决定不再迟疑,立即行动。

陈其美说,“第九镇举事,武昌已在起义军控制之下,这是一个太好的消息了。必将再次震动满清朝廷,加上蒙山军鲁山部入关,其目标无疑是京师。鞑子朝廷的注意力全部被蒙山军及武昌吸引了,哪里还能顾得上上海?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必须马上行动。”

李烈钧表示同意。

行动的力量是有的,那就是上海商团。这个成立于1907年的组织一直鼓噪立宪,因为其成员都为江浙名流,如黄炎培、雷奋、史量才、张謇等,在经济上有着很强的力量。商团以保护企业工厂库房为名购置武器,训练兵卒,实际上已经有了军队的雏形。其时,商团会长为李平书,副会长为沈缦云、叶惠钧。其中沈缦云为信诚银行经理,在于右任介绍下加入了同盟会,是坚定的反清人士。而李平书虽不是同盟会成员,但对满清也失去了信心,不难拉至同盟会一边。

李烈钧是知兵的,他对急不可耐的陈其美说,“上海弹丸之地,若要起义成功,必得江苏、浙江响应方可,不然难以成事。”

陈其美赞成联系浙江、江苏一同行动。但坚持必须立即动起来,以上海的起义促使浙江及江苏生变。陈其美对李烈钧说,“再等下去江山都要姓龙了,哪里还有我们的立足之地?这样,你负责联系江浙两省,我来组织上海的举事。”

书友们一定估计到了,陈其美领导的上海起义很顺利。沈缦云说服了李平书,以商团为主力,9月3日凌晨“仓促”举事,一举占领南门外高昌庙江南制造局,沪宁车站等要地,抵抗轻微,上海官员纷纷逃避。当日傍晚,陈其美在张园集会,宣布上海光复。

次日,杭州起义,浙江宣布独立。

浙江本是革命党重点活动的区域,陶成章、秋瑾、徐锡麟等均以光复会或同盟会会员身份在浙江开展工作,从思想上,组织上为起义奠定了基础。徐锡麟、秋瑾的英勇就义(浙江革命党一直认为秋瑾已牺牲)更激励了浙江反清势力的决心。他们从失败中汲取教训,意识到军队的重要性,从而将工作重心转入了军队。至1909年,浙江新军已编了一个混成协。其中管带(营长)蒋尊簋、朱瑞,队官顾乃斌,教官冯炽中,督练公所黄元秀等均为革命党。陶成章自日本秘密回浙。见杭州已是风声鹤唳,立觉时机成熟,立即着手组织杭州起义。陶成章与陈其美不睦,自然与上海方面未曾联系,李烈钧尚未抵浙,陶成章便断然发动了杭州起义。

起义是在4日凌晨二时举行的,由被革命党所控制的新军部队充任主力,分别由笕桥、南星桥出发,内应打开了望江门和新城门,革命军顺利入城。黎明时分便打下了巡抚衙门、报国寺军械局等要害部门,除了千余旗营官兵抵抗外,无不望风披靡。旗营将军、协领等在劝说下投降,杭州光复。

那个时候的特点就是控制了省城,就等于控制了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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