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人的谈话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虽然谈的内容很多，不过一个中心就是围绕贝湖如何发展如何在发展中提高广大民众的收入。
杨永清能够深刻的感受到陆政东的一种思路，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广大群众的收入，加大在包括农村在内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障方面的投入，解决大多数的后顾之忧。
从经济的角度讲，提高收入和解决后顾之忧是一种拉动内需的有效手段，但他能够感受到陆政东所要追求的目标并非这么简单。
在贝湖目前的这样现实面前，发展是第一要务，这一点不但是在贝湖，在全国都是如此，毕竟没有一定的财力作为支撑，再好的设想都是水中花镜中月，这也是全国上下都一门心思谋求发展的时候，各级党委政府都在挖空心思甚至可以说全副身心扑在招商引资做大做强本地经济的原因所在。
有人讲其实这两个目标是一致的，只是孰先孰后的问题而已，但事实上并不是那么一回事，这样做往往也会出现一种片面的追求，即过度的追求经济发展和财政增收，却把真正要达到的最终目的给忽视掉了。
这一点是由现行的考核机制所决定的，想要谋求仕途上更上一步，那就不得不全力在发展上大做文章，而当地党委政府的追求目标和普通老百姓希望的目标出现了分歧差异，甚至是南辕北辙的时候，在位的人往往是只会考虑前者，而不会顾及后者的，甚至是不惜牺牲很多老百姓的利益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而且往往干部们还会抱怨为此耗费了多少心血，付出了多少努力，可是却得不到老百姓的理解。
就如同陆政东所讲的：党委政府的相关人员到底是为谁辛苦为谁忙？
发展很重要，这是基础，但是让民众受益才是根本目的。不能借口我们还需要发展，就忽略了作为政府应尽的职责和义务。
而越是经济欠发达的地方，就越是容易忽视这个根本目的，在经济职能上所耗费精力太多。介入太深，管得太宽，把本该是引导和指导的职能变成了主导职能，甚至恨不能亲自赤膊上阵到厮杀一番，而这些人实际上对微观的经济运行却是一知半解，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管得过宽过细，自身累得不行不说，到头来只能适得其反。
政府的管理功能是什么？
是宏观。
政府真正要做的是服务和建立起能够公平竞争的制度、法律法规和监督体系，也就是大社会，小政府。
通俗的来讲。就是在社会活动中弱化政府的职能，政府由管的“宽”过渡到管的“窄”，充分的发挥出市场、社会组织的自我调节能力,政府权力小了，相对社会的权力就大了,政府不干涉的事统统由“大社会”来解决，发挥企业、市民与社会组织自我管理。
这是杨永清第一次听到陆政东谈及这个问题。之前不管是在公开场合，私下场合，从来也没有涉及过。
杨永清也清楚陆政东为什么如此，
“大政府，小社会”不管是权力作为资源分配的最高标准还是金钱作为分配的最高标准，其结果都是两极分化和资源向少数人集中。
而作为金字塔根基的底层声音无法产生影响，其结果就是这些人的利益很难得到保障。小政府，大社会，这是对政府与百姓二元对立的一个超越，其本质是民治，还主权给社会。
事实上一个无所不能的政府是低效的，是浪费的。而且是压抑社会的。过去的计划经济，人的生老病死都是国家分配的，然而计划经济作为资源分配方式失败的必然是无法处理庞大的信息。
市场是变化不拘的，需求是变化无常的，要敏锐的察觉市场的变化并作出反应。只有一个脑袋是不行的。只有把市场还给市场，把脑袋还给市场主体，市场才能正常运行。
接下来需要的就是把社会还给社会，特别是很多服务性的工作可以交给社会作，把市场还给在市场中拼搏的人，这些人才可能在市场中成熟起来，成为具有市场意识的有竞争力的人。
但是推行大社会小政府的阻力也显而易见，很多东西都是根深蒂固的，对于脱胎于计划经济的政府部门而言，不管是干部还是普通的公务员，都习惯了高高在上的管理，要他们转而服务，这无疑是革自己的命，其阻力之大爷可以想见。
而且政府简政放权，往往都是放给相关的行业协会之类的社会组织，而这类组织往往被冠以“二政*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们与行政主管单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借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坐行业的轿子，收企业的票子，供官员兼职的位子”。
这样权力只是在政*府与类政*府组织间转移，权力的行政属性和垄断属性没有根本变化倘若让“二政*府”去承接政府的部分职能和权力，势必与政府机关毫无二致，而这样“放权”不仅违背公众的期望，同时也偏离改革的方向。
也正因为如此，陆政东第一刀才会治理整顿乱收费，和清理收费的单位和部门，而之前有收费权的这些所谓行业协会，也几乎全部砍掉。
从这些可以看出，是采取小步快跑的策略，清除外围的东西，这样一步步朝着核心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