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港英坚守赔偿原则不退让，居民怨声载道。官员多次与居民开会听取意见及谈判，乃无法达成协意，而当时的小区福利会十分团结，处处与港英事务处针锋相对，更有个别居民不满官员态度傲慢而露宿抗议，要求司法重审，拆城事件纷扰了三年之久。
结果zf使用拖字诀及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将主要出入道围起围墙，使居民出入不便逼其就犯，强行断水断电与拆除已搬离居民地区的街灯和楼梯灯，此举引起居民们的强烈抗议港英变相迫迁等行为。
清拆行动之所以一拖再拖的原因，是因为专职处理拆城一事的事务处施行拖字诀策略，即当局不主动向居民谈赔偿的问题及法律上对簿公堂的方法进行行政拖延，让居民、商家等得不耐烦自行搬走，又趁商家店面租约期满时私下与业主达成协议，架空对商家的赔偿实时的封铺。
港英同时也刻意拉拢支持清拆的居民组织。维护利益协会，藉以打击居民团结。由于迁出的居民愈来愈多，加上当局刻意减少对寨城的管理及设施维修，使得区内环境卫生变得恶劣不堪、鼠患横行、治安败坏，还有居民表示老鼠咬伤人的事件时而发生。也曾多次遭贼匪盗窃，虽然居民反对声浪不断，但随着环境的恶化，拆城势在必行。
拆迁前夜，尽管大部分居民已经迁出，仍有部分居民不满补偿金而聚众抗议。城寨内部贴满抗议传单。拆迁之时，道路被警察封锁，仍然可见到处贴满抗议横幅，以中英双语写成，而现场指挥执行的多是白人警察。
由标语可见。居民抗议所指的矛头乃是港府，而以“中国城寨人民”自居，甚至打出五星红旗。此前内地有ccp在城寨内活动，还成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在拆迁反对派中，有两个组织，一个貌似是居民自发组织，主张与香港机关谈判要求合理的拆迁补偿，在其召开抗议集会中。港英议会民主派议员也到场支持。而另一个是这个“人民代表大会派”，打着英国拆毁作为中国的领土的九龙城城寨，不当这个主张。死也不离开城城寨！的样子。这两个组织之间并无协作抗争之举，甚至彼此关系冷淡。被迫迁出后，居民在城寨入口处建造临时木板房，并贴出各种标语：
“坚决要求港府审判土地征用的负责人损害城寨居民的犯罪行为！”
“居民不敢想优惠、不敢想改善，不想发财，只求在原有基础上继续生存”
“港英祝建勛强抢居民产业。迫害民居，露宿街边已五个月。这是海盗式人权！”
很多人对拆除九龙城寨持肯定态度：九龙城寨成为香港与社会发展一个严重的问题，仿佛一个健康的人身上长了一个疮。虽非致命之伤，但许多时候使这个健康的人感到浑身不舒服，长期受疾病威胁，现在时机已到……这是大事，也是稳定与繁荣香港最有益，以及最具建设性的好事，我们在欢欣之余，对香港总督采取此种积极措施应该给予高度的评价。
官方报道将九龙城寨的清拆视作一件伟大政绩，事实上并不尽然。
姑且不论贫民居住及产业权利的问题，就城市治理的角度而言，这一清拆举措也是不甚妥当的。
当年的港英如同大多数城市规划者与当局，将城市飞地视为静态的附属物，是健康都市的不良增生物，在西方，许多灾难性的城市政策由此而来，莽撞的贫民窟清除计划，摧毁了数以万计人口的生计与未来。
在香港，我们所见的正是如此。九龙城寨的无政府状态及种种乱象并非街区本质属性使然，而是被政府遗弃的命运所致，在长达百年的自生自灭中，城寨发展出一个充满弹性的社会结构、持久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及多样化的社会功能，包括促进社会融合与社会流动、保护和安置相当规模的过渡性人口、提供其经营产业的机会，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外来人口造成的压力及资源冲突，因为城寨内部自给自足的公共事务供给，实际上是代行了本应由政府履行的职能。
九龙城寨由于其相对连续稳定的人际网络与高度自由的流动性、繁荣的产业、紧密而融洽的社会联系机制，事实上相当出色地扮演着一个“落脚城市”或曰“过渡社区”的角色，
正是政府在公共事务供给上的缺位才为帮派势力与宗教福音的全面渗入留下空间，对这样一个街区的整治，可以有更好的方式，只需抽除其滋生弊端的要素，如对建筑质量规模、人口进出、产业经营的适当控制，保障基本公共设施与服务的供给，充分保留其原有合理的社会结构和机能，城寨完全可以再度发展为一个充满活力的良性发展的城市空间，其可能创造的正效益，或许将远远大于zf规划建设而成的新街区。
而采用连根铲除的清拆手段，无疑是最为简单粗暴的方式，尽管在政府的强力与相应的安置政策之下没有出现可能发生的强烈反弹与可怕后果。但是，这一举措除了在表面上实现了城市的整洁与美观，并未解决反而恶化了是实质问题：这些流动人口及低收入人群的生存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他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空间与人际网络被彻底清除，被驱散至城市的各个角落，被迫去重新融入这本不适宜他们的城市空间、承受极高的生活成本。(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