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对高俅的评价，其实就四个字：大节不亏。
即祸国殃民的事情没干，但狗屁倒灶的事情没少干。
他被扔去西军捞取军功，并未真正瞎指挥过，而且跟武将的关系，比很多文官都更融洽。特别是提拔刘锜，也算为南宋贡献了一员大将。
他在东京大搞房地产和开公司，虽说侵占军营、役使士卒，但也为很多禁军提供了工作。
至于把禁军战斗力变得拉跨，这还用得着高俅出手？早就拉得不能再拉了。
换朱铭去做太尉也没辙，那属于制度性的崩溃——仅在东京挂职吃俸的武官，就有好几千人之多。
这些挂职武官，一些是皇帝赏赐的官位，一些是大臣的子孙恩荫，一些是捐钱买来的官职。军费拿给这几千武官发饷，就算高俅半文钱不贪，也不够发给剩下的士卒。
高俅身为宋徽宗的元从，没跟蔡京、王黼、梁师成、童贯混在一起，说明稍微还有一点做人的底线。
而且，只要对他有恩的人，高俅都尽量予以报答。
刘仲武分润了军功给高俅，当刘仲武被迫给童贯背锅时，高俅立即站出来死保，并一路提携刘仲武的两个儿子。
苏轼当年对高俅不错，三苏后人被打压，高俅始终暗中照顾，还曾给苏过（苏轼第三子）求过官。这属于政治倾向错误，会让宋徽宗不高兴，更是在明着得罪蔡京。
因为苏过被打入党人碑，是朝廷明令不准做官的。
而高俅竟然带着苏过去见皇帝，说服宋徽宗破例赐官，给了一个收税的差事。在童贯的不断保举下，如今苏过已升到一州通判。
一個有几分亮点的……烂人！
在群猩闪耀的北宋末年，已经算臭屎堆里的破铜烂铁了。
“近来坐。”朱国祥招手。
高俅连忙爬起，趋步向前，屁股小心翼翼贴在椅子边缘。
朱国祥微笑道：“那年端午，我陪赵佶去观龙舟，禁军水师的龙舟划得格外精彩热闹。”高俅尴尬道：“他喜欢热闹的，便给他热闹看。”
“怎都不称一声昏君？”朱铭质问道。
高俅解释说：“私底下也骂一两声，但毕竟是旧主，不好与别人讲。”
这事儿倒是真心话，高俅确实觉得宋徽宗是昏君。
他一个元从旧臣，始终被一群“新人”压着。即便是逃去东南，半路也被排挤舍弃，这如何让高俅心里没怨气？
同时高俅又有点念旧，自己在家骂几声无所谓，但还拉不下脸当众诋毁旧主，不似李邦彦那般张口闭口就是昏君。
朱铭问道：“如今市面萧条，愿买扑者寥寥无几，户部和开封府都没甚法子。你可有什么方法，让商贾主动来买扑经营？”
高俅回答：“商贾买扑，无非为了获利，无利可图自然没人应扑。而今全城皆为军管，粮食、酒醋、食盐限额售卖，只有等明年放开管制才可。若是强令商贾买扑，他们也不敢违抗。”
“这个道理，不用你说也知晓。”朱铭说道。
现在的问题是物资不够，而东京又要尽快恢复市场，让更多服务业人员找到工作。
几十万人等着赚钱吃饭呢！
等开春雪化，估计稍微能好些，京西和两淮的商贾，肯定积极运来更多物资赚钱。
但想真正归于正常，至少也得等到夏粮收获。
高俅硬着头皮说：“臣对东京比较熟悉，如果登门造访商贾，买扑底价又降低一些，或许能说服几家愿意买扑。至少，能把樊楼招扑出去。”
“樊楼就交给你招商了，事情办得好另有重用。”朱国祥开口道。
“臣一定竭尽全力！”
高俅顿时大喜，站起来又要下跪。朱国祥说道：“坐回去吧。”
朱铭想要考教一下：“你在东京生意做得很好，对商榷有何看法？”
问别的不懂，问这个高俅可在行，顿时侃侃而谈：“就拿酒榷来说，榷曲可以，税酒也可，官酒务须得废除。官酒不能让官府多收酒税，只会让官吏中饱私囊。两位圣人创立新朝，应该把许多官务都发卖了。”
宋代的商税极为复杂，酒税便分三种。
开封、洛阳、商丘这三京，城内外皆不收酒税，以买扑制搭配榷曲法。
即把酿酒坊承包给专卖商（比如樊楼的承包商），酒税等于算在承包费用当中。官府再出售酒曲，承包商买酒曲时上一笔税，其余酒水经营者不再给官府交酒税。
而各地州府，采取官酒务税制。
即州城和府城，都有国营酒厂，城内和城郊的店铺，必须到国营厂去买酒。这些国营酒厂，还负责对县城和乡镇收酒税，妥妥的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