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是有些意外的，意外于大明对于新事物的接受能力。
咆哮的蒸汽机并没有被视为冒着黑烟的怪物、水肥也没有被看作是怪力乱神、大范围的开矿也没有被视为破坏龙脉、蒸汽机从皇陵附近呼啸而过，也没有惊扰列祖列宗，快速帆船没有被视为大一统的离心力反而被看作是海贸利器、圈养式的畜牧也没有被视为倒反天罡，很快被边民所接受，地里不种粮食却种草，这是一种很古怪的生产，但很快被人接受了。
说起来也是好玩，大明士大夫们确定水肥是肥料的办法，是它和堆肥一样的臭，确切的说，是比堆肥还要臭，所以，水肥是肥这件事，并没有引起士大夫们的疑惑。
朱翊钧来到大明就是当头棒喝的王大龙刺王杀驾，很快因为不满足晋党利益，张四维大火焚宫，合一众胆大包天，西山宜城伯府的刺杀，朱翊钧亲自带兵冲杀，这些都让朱翊钧养成了料敌从宽的习惯，在这些新事物不断出现的当下，朱翊钧一直心怀警惕。
但大明对新事物接受的速度很快，即便是贱儒们，也没有大喊大叫着龙脉、怪物、惊扰皇陵，而是叫着煤烟。
煤烟问题又不是贱儒们编出来的话术，谈论这个问题也是基于践履之实，毕竟西山洗煤烧焦炼钢产生的煤烟是切实存在的，让大明的霾灾成为了常态，每到秋冬季节，家家户户都要紧闭门窗，否则就是一层黑灰，出门必然要带着口罩。
朱翊钧将其归因为大明普遍存在的朴素实用主义，李成梁炮轰龙王庙就是这种实用主义的写照。
而大明的藩王也呈现了这种实用主义，朱翊钧去信给大明各大王府，征询迁藩令的意见，藩王们热情似火，拥簇决定的同时，最关注的就是何时能够迁徙入京。
朱翊钧非常坦诚，告诉了诸多王府，说是迁藩就是灭藩，日后不再在大明腹地封藩，来到京师之后，仍要遵守藩禁，并且不能再姑息包庇奸猾，不能再以诡寄田亩于王府门下，也会对宗室进行严格的约束，日后会进一步进行降袭的方式，控制宗藩的数量。
降袭制度就是除亲王以外，累代降袭，五代之后不再录宗牒，不再享受宗室特权，虽然朝廷没有明确这么规定，但其实早就在执行了，领俸宗藩人，在册宗藩人，隆庆年间在册宗藩还有十万余人。
但朱翊钧同样承诺，会进行海外封藩，大明新开辟的海外殖民地，都会在安全稳定后进行封藩；皇帝会给足俸，郑王的宗俸岁禄为四百石，大明的亲王、郡王以郑王府为例，进行足俸，每年也会进行一次定俸；十王府会有学堂，不在宗册学业有成可自谋生路，准科举考取功名；
有限制也有待遇，朱翊钧非常坦诚的讲明白了这么做的原因，地方诡寄田亩。
朱翊钧坦诚的告诉了各地亲王，各地亲王的回信都表示了拥戴，快快建好十王城，王府而已，他们一天都不想呆了，张居正的考成法不对发放宗俸进行考成，很多亲王府都无力维持了。
说的都很好听，拥戴皇帝决议，但朱翊钧仍然会有些担心，即便是已经有无数人告诉朱翊钧，现在宗藩不具备造反能力，但燕王造反的时候，也不具备造反能力，手里满打满算八百兵，就这么反了，最后还赢了，入京做了皇帝。
“但愿吧，但愿宗室们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朱翊钧颇为感慨的说道。
张居正十分确信的说道：“郑王府，在过年前由德王府乔迁到了十王城，郑王府上下对十王城格外满意，消息一出，各地藩王会做出正确的选择的，又不是苛责，而是荣养。”
“陛下宫里是不是有一本《御制纪非录》？”
张居正问起了一本旧书，这本书是朱元璋在洪武二十年写的一本批评集，批评的内容是，大明太祖高皇帝怒斥藩王不法。
里面全都是大明藩王在外的禽兽行径，家丑不可外扬，但这本《御制纪非录》却广为流传，在永乐年间就有抄本。
《御制纪非录》记录了大明各大藩王的恶性，杀人如麻，比如齐王朱博无故杀害指挥千户校尉并家人四百八十二名，老八潭王朱梓，逼迫军士搏杀猛虎等野兽，不带武器的斗兽，潭王朱梓后来因为过于荒唐、牵连到胡惟庸案中，被朱元璋诏入京师，潭王朱梓惊惧难安，把王府付诸一炬，自己也烧死在了宫里。
《御制纪非录》记载的藩王作恶大部分都能和明实录等其他史料对得上，基本可以确信为朱元璋本人写的。
永乐年间开始执行藩禁，也和洪武年间的藩王过于胡作非为有关。
“确实有，朕看过。”朱翊钧笑着说道：“连成祖文皇帝和宁王，也都在其中。”
通行本的纪非录里，是没有燕王和大宁卫宁王的黑料的，因为永乐年间删减掉了，朱棣是皇帝，宁王有从龙之功，自然要维护一二，一并删减了，但是皇宫里的原本，可是记录的非常明确，燕王和宁王最大的黑料是，他们在招兵买马。
宁王招兵，就是对塞外胡人招抚，并且任命胡官组建骑兵。
朱棣问朝鲜要马，结果被朝鲜使者告了，朱元璋知道后极为生气，责问燕镇十七万马还不够你用，你还问朝鲜要马，意欲何为？
“但凡是太子府当初削藩的时候，能照着纪非录来，也不会有那么多的事端了，无端苛责湘王，实属不智。”张居正提醒陛下，建文君当初削藩是没有道理的。
张居正这些话已经很客气了，说建文君没有政治智慧是客气的，其实张居正想说的是，建文君是真的又蠢又坏。
建文年间，死的藩王是湘王朱柏。
朱柏不作恶，生平最大的乐趣就是修道，洪武二十一年，朱元璋把朱柏叫到了京师，把朱柏好好的骂了一顿，因为朱柏修道不生孩子。
朱柏第二大爱好就是剿匪，和楚王把湖广地面的匪患好好的耕犁了一遍，这就是他的两大爱好。
朱柏无后，按照大明继承法，朱柏没有孩子死后会除国，所以朱柏在建文年间削藩大潮中，属于那种最无害的，因为他一死，湘王府自然而然就灭了，哪里还需要削？
但建文元年，建文君朱允炆还是派兵派往了荆州，甚至还伪装成木材商队，出其不意的包围了湘王府。
朱柏愤然将王宫点燃，骑白马跃入火中，阖宫皆从，无一生还。
朱允炆宣布湘王谋反，就等同于严嵩、徐阶宣布：大明第一贪官就是海瑞！
但凡是湘王作恶多端，但凡是死的是真的是个作恶多端的皇叔、但凡是朱允炆照着《御制纪非录》挨个点名，是在减少藩王对地方的祸害，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事儿了。
那么多畜生朱允炆不去处置，非要逼死一个无害的湘王，各大王府在湘王自杀身亡后，立刻就懂了，建文君是打算无差别弄所有的叔叔。
郑王世子朱载堉也是皇叔，虽然不是亲的，甚至是出了五服，但皇叔朱载堉什么待遇？皇家格物院院长，能从抠门皇帝这里，以各种似是而非的理由无差别的爆金币，大明谁能从皇帝手里，不分青红皂白拿钱，而且动辄百万两起步！
朱载堉被封了亲王，住在禁苑，见陛下两步路就到了。
陛下每次有什么重大活动都要带着皇叔朱载堉出席，彰显亲亲之谊，逢年过节动辄赏赐。
朱翊钧面对现在的朱载堉也没有办法，每次朱翊钧都只能说：皇叔啊，看看白花花的银子吧。
燕王府造反是因为建文君明确表态要无差别一体弄死所有的叔叔，你没孩子也要收拾；汉王造反，是因为当初朱棣的承诺；宁王造反是因为武宗皇帝无后。
大明的确有藩王造反的舞台，但也不是没有任何前置条件的，无缘无故的，朱载堉的待遇就是一杆皇帝表达亲亲之谊的大旗，对于安定各地藩王那颗忐忑不安的心有极强的作用。
郑王已经入京，并且入住了十王城，对十王城的诸多设施都非常满意。
燕王的案例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当别人指责你造反的时候，你最好真的在造反，并且有造反的实力。
大明的贱儒敢蹬鼻子上脸骂皇帝，还有什么他们不敢干的？大明贱儒们从不指责戚继光，甚至戚继光在外征伐的时候，贱儒就是阴阳怪气也不敢指名道姓，提都不敢提。
因为奉国公戚继光真的有造反的实力，所以贱儒们总是大肆夸赞戚继光忠不可言。
朱翊钧下旨令河南地方迁藩，这道旨意在正月十二日抵达了河南地方，山东河南总督凌云翼收到了圣旨，这次来到河南地面的太监是李佑恭，宫里的三号人物，这次迁藩事关重大，不容有失。
“郑王府早已经空空如也，周唐伊赵，四王府里数开封周王府人数最多，有5235人，要动就从最难的开始。”凌云翼目露凶光，他这个人最喜欢的就是啃硬骨头，软骨头啃起来，没劲儿！
凌云翼只有客兵1500人，周王府宗室在册人数都比凌云翼的客兵要多，而且事涉宗室，处理起来非常的麻烦，稍有不慎，就是大问题，这可是皇室宗亲，闹不好就是要诛九族的大罪。
“此番能不动武就不动武。”李佑恭开口说道：“到王府后，咱家先行进入宣旨，若是咱家死了，再动手不迟。”
李佑恭的身份是皇帝的使者，是天使，他要是死在了周王府内，那就代表着周王实质性的谋反了，那平叛就恰当且合理了。
皇帝对李佑恭耳提面命，告诉他不要刺激河南地面的王爷们，要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要把里面利害关系说清楚，要把待遇讲明白，要深入了解各地藩王们的想法和诉求，如果实在不愿意迁藩，要搞清楚抵抗情绪的原因。
朱翊钧在迁藩令上表现出了十足的耐心，先从朱载堉迁徙入京开始，再到郑王府，一点点水磨的功夫，既有迁藩灭藩的打算，又不太想弄出藩王造反的乱子来，这就是典型的既要又要。
当然，如果真的不肯迁藩，也可以多次商量，若是为了抵抗皇命而造反，那朱翊钧也不会轻饶就是了。
谈的时候，都好好谈，若是真的要打，朱翊钧只能打出京营锐卒这张牌来了，朝廷也略有武力。
凌云翼带着一千五百客兵招摇过市，向着周王府而去，周王府比郑王府要富的多，但也有限，护城河的水都臭了没人打理，客兵很快将王府围住，李佑恭出示了信牌后，铁林军打开了城门。
“这门怎么回事儿？”李佑恭呆滞的看着面前的门。
守着王府的铁林军叹了口气说道：“弘治年间就坏了，请银子修，朝廷不给，一直拖到了现在。”
周王府的大门一半是可以正常开合的，而另一半背后用木架支撑，显然是坏了，但一直没修，就只能这么撑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