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定鼎以来，在对外的战争上头，一向不算拿手。虽说国内力求边功的名臣大将层出不穷，但因为种种原因，无论对着辽国、夏国乃至南面的边鄙瘴疠之地，都没打过什么真正像样的战绩。到后来靖康年间的惨剧，那更是没法提了。
南渡以后，孝宗朝和本朝，都曾力图恢复。然而动兵之前，固然是朝野喧哗，战后的结果又总是损兵折将。各处战场纵有些战果，一旦胡马窥江，朝廷支撑不住，又不得不屈辱求和。
站在朝堂立场非要找出成就来，无非大宋皇帝不再是金人的臣子，而转为侄子。对面的大金皇帝有时候是伯父，有时候是叔父。固然差着辈分，毕竟不用叫一声亲爹，脸面尚存。
自从韩相之首被送到金国，绝大多数宋国的官员都已明白南北的武力差距。就算曾经主张北伐之人也不得不承认，恢复固然是美事，但不量力而行，只能自取其辱。
至于民气，更已颓唐。虽说有志之士仍旧奋臂，但更多的人从战争中既看不到胜利的希望，也看不到利益的来源，于是便如白石道人所说：“废池乔木，犹厌言兵。”
在这样的局面下，大宋对北面金国的态度，就转向了妥协和忍让。两国关系缓和，商贸立即兴盛，商业走私更是不可遏制。在东南沿海州县如华亭、海盐、青龙、顾径与江阴、镇江、通泰等处，地方奸民豪户广收米斛贩入北方，每一海舟，所容不下一二千斛，一次就能获利数倍。这两年，商人们走私的物资不止粮食，连铁锭、铜锭、生牛皮、鳔胶等直接转为甲胃兵器的战略物资，也成了热门货品，一船船地发运出去。
对此，贾涉一向都是清楚的。以他的精明，站在盱眙榷场门口吃一顿饭，就能探听出哪几个商贾有问题，回到高邮看看运河沿线的舟船，只瞥一眼吃水的深度，就知道哪家的纲货里头又夹带了物资。
但他知道便知道了，并不去多嘴多舌。
因为一旦多嘴，自家的脑袋随时会厌弃脖子。
因为这种走私贸易，某种程度上也是朝廷一手纵容出来的，朝堂上有人乐见其成，也希望地方官员们当这个保护伞。
因为大宋朝廷的力量，本来就不足以约束这些巨商，而朝廷在与金国的贸易中，又确实获得了大宋急缺的马匹和毛皮等物资。
更因为大宋发现，在这种贸易中得到利益的，是金国的诸多地方势力。这些势力早些年以山东红袄军为主，他们攻城掠地以后，拿着从女真勐安谋克手里打劫来的钱财，向宋人换取必须的粮食。生意做到后来，来州定海军又取代红袄军一举成为大客户。
从海商们带回的传闻，贾涉早就知道那定海军郭宁是个类似于五代藩镇的强人，与金国朝廷格格不入，反倒是和那些红袄军反贼之间，有着敌友难分的关系。
他们展开如此巨额的贸易，其反意早已昭彰。而大宋格外乐于用这种方式，支撑金国境内的不同势力。金国境内有人造反，有人厮杀，那都是能够削弱虏人的事情。己方所动用的不过是一批商贾，与朝廷本身全无关系，诚所谓惠而不费。
既如此，谁不愿看场戏，图个高兴？
因为这个缘故，大宋在这几年里，对榷场贸易和走私的管控，呈现出越往东面越宽松的状态，对不少重要物资的流动，开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西面的天水军场限于蜀道，本来贸易量就有限，而且主要是北地牛马输入之所，姑且不论。襄阳邓城镇场、安丰军的安丰军花靥镇场和光州中渡场几处，管理就渐渐松懈。但因为对面是大金国的南京路，那南京留守完颜守绪又颇有作为，所以商贾在粮食和军用物资这两大宗，并不敢乱来。
唯独盱眙这里，北面隔着洪泽就是山东，直接贯通诸多山东地方的豪杰势力，市场上的官员们就格外地松懈，甚至对着市场外头明目张胆的走私也全不理会。
本地的主管官老马和押发官老罗，甚至还公然收受钱财贿赂，调度麾下兵卒为私渡私贩保驾护航。他们收受的贿赂里，大概有六成经过贾涉的手，其实来自于扬州江都方面；另外四成，大都出于合肥方面，背后多半是淮西诸将。
贾涉眼前，这位唉声叹气的金国泗州场榷场使路伯达，便是因为反复被开封方面派来交涉，往来的次数实在太多，慢慢被贾涉等人拖下了水。这听起来荒唐，其实在宋金两国的边境上甚是常见，毕竟两边的朝廷都是那么一副松垮样子，底下人总是要过日子的。黄灿灿的铜钱，谁不喜欢？
但贾涉真没想到，那定海军郭宁竟然做了这么大事！
他并不把路伯达说的言语全都当真，这厮喝了点酒，明显地开始说胡话，这会儿已经扯到了郭宁的发家史，说那那郭宁早年曾经孤身入中都，纵火烧了皇宫，又顶着大金国的几千兵马杀出城。那也太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