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的不说，如果这十几万溃逃部队是有序和有组织的撤退到吴福线和锡澄线这两道国防线，日军想要14天就攻破这两道耗时三年才建成的坚固防线是根本不可能的。
而且，既然要把南京作为跟日军决战的战场，南京的老百姓和各种工厂就必然要事先组织疏散转移，这就能避免被日军屠杀平民的惨剧发生。
周文在陈述中，向校长建议的是，上海之战初期，中国首次向日军发起进攻的兵力必须不低于4个师，以三个师向预先制定好的军事目标发起攻击，一个师作为预备队。
要知道，上海日本驻军数量并不多，海陆两军加一起也不过三千多人，加上日军军事化训练过的武装侨民，总兵力不会超过7千人。而我军则是以4个德械师5万余精锐发起突然攻击，成算较大。
而且预先要作出两个后续作战方案，一个是将日军全歼并占领日军的所有据点后，如何防御日军海上援兵登陆的方案；另一个就是日军顶住了我方攻击，等到了援军支援的方案。
战役中期，此时双方的增援部队都已赶到，并在各处战略要地上展开争夺，此时中国军队就依托工事和房屋，与日军胶着拼杀并继续投入兵力，吸引日军再次增兵。
战役的后期，从时间上判断，也就是战役开始的两个月至两个半月之后，当日军开始取得战场优势的时候，就要开始组织参战部队交替掩护，逐步后撤。
而上海战役打响之际，南京就要做好最后的防御准备，坚守市区与鬼子血战的部队一定要事先就选定，开始在南京城内疏散百姓、构筑工事、熟悉战场，制定各部队的防守区域和退守路线，同时做好坚守三个月以上的物资准备。
从时间上考虑，上海战役如能坚持2个半月为最佳，吴福线和锡澄线各坚守一个月以上的时间，等到日军攻击到南京城下时，时间已经过去了差不多5个月，南京的各项防御准备想必就更为完善。以周文的判断，坚守三个月以上是很有可能的。
周文当然也不是纸上谈兵，而是有抗战的历史战绩作为借鉴。
最好的例子就是抗中著名的衡阳保卫战。
1944年6月，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集中20万大军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一举攻克了湖南重镇长沙，直逼当时有“小南京”和“小上海”之称的衡阳城下。
中国军队在此次战役中由于战略指导失误，战役指挥失当，加之军队素质良莠不齐，竟然出现了自淞沪会战以来的第二次大溃退，这里不再赘述。
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当日军对衡阳城发起进攻的时候，却不知衡阳人军民在长期抗日救亡斗争锻炼之后，万众一心，同仇敌忾，誓死保卫衡阳，与守军一道，积极投入衡阳保卫战。
衡阳人民抗敌后援会发动民众破坏道路，毁掉桥梁，切断日军进攻路线。
日军曾派飞机侦察，得到的情报称“株洲至衡阳之铁路和宝庆至衡阳之公路，悉被衡阳居民破坏，运输设备，一无所有。”
这些任务全是群众自愿参加，义务完成的。
同时，抗敌后援会和市政府、工会还组织了3000名工人，征用了市区120家木材厂商的木料120余万根，配合奉命“死守衡阳”的国民军第十军，利用衡阳周围河川、丘陵、城墙和房屋，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
城内各街道都挖掘了战壕、散兵坑，修筑了暗堡、机枪掩体铁丝网等，构成坚固的防卫体系。这些防御工事，对打击日军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由于外围国军各部队都被打散和撤退，衡阳守军仅仅剩一个建制已经不整的第10军，大约1万7千人的中国军人守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