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部的报告静静地摆在刘摩面前，短短的几句话便让刘摩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谭壮飞，原名谭嗣同，字复生，京师人，祖籍湖南浏阳，年廿四，即周扶九随同书案。其父为湖北巡抚谭继洵，幼年师从浏阳欧阳中鹄，于典籍、佛学、西学颇有研究。”
居然是他！
刘摩暗叹一声，对于“戊戌六君子”，来自后世的刘摩除了一些同情之外，在遇到谭嗣同之前来，这些人都不过是借着甲午之败被热血冲头的光绪拉出来在历史的巅峰匆匆走了一遭，便成了政治牺牲品，“百ri维新”，不过是一场权力斗争之中的闹剧罢了。
谭嗣同在后世的影响力除了“戊戌六君子”的名号外，似乎无其他重要的影响，刘摩除了一些同情心和那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悲壮，其他的也没有想起什么。残存的“变法志士”中，能让刘摩想起来的也只有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他对功利心切、泡在京师城中等着青云直上的康有为根本不太感冒，可惜此刻的梁启超不过才十六岁左右，若不然早已被招至麾下。
刘摩清楚，任何一场革命，不单单是武力上要解决问题，还要在思想上统一阵线，用新的思想去jing神武装自己的部队，为将来统一全国乃至立足于世界之林打下基础。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王韬与辜鸿铭领着一帮人逐步完善《华夏的革命》一书，从五大问题衍生出其他的一系列理论作品，但是刘摩感觉这些还远远不够。因为光凭借《华夏的革命》一书，只能在共进党内部流转，也就是说，此刻的革命思想理论还远远没有达到刘摩的要求。
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比如人力问题，王韬主掌宣传民政两部，辜鸿铭每月都要奔波于炎海、广州两地，两人工作多是繁杂担重，其他人的文章能让刘摩上眼的却没有几篇，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共进党内的理滦究也采取谨慎的态度。《华夏的革命》一书推广工作一直不太顺利，毕竟大多数的旧文人仍无法接受这种夜空霹雳式的思想方式，破而后立，第一步并非那么容易踏出的。
再者便是新旧思想的碰撞，五千年的文明固然璀璨，但旧思想的根深蒂固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事情，从刘摩归国至今也不过短短数年时间，兴实业、创新军这些都是外在的硬实力，新思想才是软实力。
刘摩从未敢小瞧中国的文人，不管是新的旧的，或是新旧交替的，如何将旧思想向革命路线上牵引也是刘摩心里一直的难题。
在刚踏入这个平行世界时，刘摩就想到过这个问题，也不止一次在思考为何清廷败亡后中原混战那么长时间，诚然，武夫当国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其次，便是中国人的思想还未彻底改变，尤其是作为人文思想领导者的中国旧文人。
刘摩不由得想起一件事，前世自己曾在zhengfu机关实习，曾参与过一次中外文化交流会，领导送出的最重要礼物是一部价值七八万的影印本二十五史，刘摩一直在腹诽，二十五史连大多数中国人都不懂，何况那些金发碧眼的老外？可转念一想，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当代文化有什么？究其原因，从清廷倒台之后造成中国文化断层，也正是这个缘故间接导致中国持续的动荡。刘摩也在庆幸，当初辜鸿铭撕毁小学课本的时候，他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错误并加以改正。
文化的断层，直接结果就是思想的空洞和畸形生长，结果邯郸学步，忘了自己的祖宗文化其实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体系，只不过缺少一个适合的领导者和一个适合的发展途径。
流氓其实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
这句后世“名言”说的并不是流氓，而是文人。刘摩也想扭转目前自己最薄弱的一块，却苦于没有合适的助手，谭嗣同既然出现，并在掌控之内，那就决不能让他溜掉，思想改革的大旗就交给他了！
刘摩冥想一阵，他需要弄清楚一个问题：谭嗣同如此激进的思想是怎么形成的？随手拿过一张空白的信笺，写下“浏阳欧阳中鹄”，按动抽屉边的电铃，门外的侍卫应声而入：“大帅！”刘摩递过信笺，吩咐道，“交给情报部陈钜溶。”“是！”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广州ri报》的辩论仍在继续，从郭靖与黄蓉的关系逐步演化成推广新思想、批驳旧思想的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大讨论，王韬请示刘摩之后，命《琼州ri报》、《昆明ri报》、《贵州ri报》、《红河ri报》及《自强军报》转载经过宣传部筛选的讨论文章。